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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除夕，我向翰林院告了假，提前回了凉州。

　　推开酒肆的门时，满屋子的人都回过头来。

　　我爹正在算账，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。我娘正端着一盘刚出锅的饺子。我哥正一个人扛着两张桌子准备拼桌，马叔在擦窗户，牛叔在修板凳，杨叔在煮茶，赵叔在往厨房搬年货。

　　角落里那张桌子上，四五个孩子挤在一起写功课。

　　和去年一样。和前年一样。和很多很多年前一样。

　　我哥第一个看见我。他把桌子一放，差点砸到自己的脚，三步并作两步冲过来，一把抓住我的肩膀，把我整个人提起来掂了掂。

　　“又瘦了，”他眉头拧成一个疙瘩，“去年就说你瘦了，今年比去年还瘦。京城到底有没有饭吃？”

　　我爹放下账本，走过来把我哥的手拍开。

　　“轻点！你当你弟是酒坛子？”

　　我哥讪讪地松手，赶紧把我的包袱接过去，又转身去后厨端了碗热腾腾的羊肉汤饼放在我面前。

　　汤饼还是那个味道。羊肉还是那个味道。凉州还是那个味道。

　　我低头吃着，眼泪啪嗒掉进汤里。

　　我哥没看见——他正忙着给我剥蒜。

　　我爹正回过头对我娘喊：“婆娘！儿又瘦了！明天再杀一只羊！”

　　我娘从厨房探出头来：“杀杀杀！我看你最该杀！”

　　我哥跟着起哄：“就是！爹最该杀！”

　　我爹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：“你皮又痒了是吧？”

　　满屋子的人都笑了。

　　我含着眼泪，也跟着笑了。

　　这里就是我的来处，我的归途。

　　我这一生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飞得多高。

　　只要回头。

　　身后永远有一间灯火通明的酒肆。

　　有纹龙画虎的爹，有红指甲的娘，有一个扛着羊腿、胳膊上纹着狼头、大字不识却会写“弟”字的哥。

　　还有一群缺耳朵、带刀疤、瘸着腿的叔叔。

　　还有一张为我留了二十年的旧桌子。

　　还有墙角那根我哥削的野枣木棍，和我哥藏了十年的酒。

　　他们是我最笨拙的家人。

　　也是我最好的家人。